“大跃进”的序幕，在1957年就已拉开。史料记载，1957年毛泽东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像蜗牛一样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从而最早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当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就注定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按照过去的说法是“战斗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继续批评了持不同意见者，即所谓的“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还在对《人民日报》的一则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并在许多场合为“大跃进”鼓劲打气，显示了不可违背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计划指标一再调整，提得越来越高，最后确定“二五”期间农业年均增长30%，到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7.5亿吨。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在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成就的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都表现出不甘落后和争创奇迹的决心，人们的干劲确实鼓得十足，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狂热的生产激情驱使着几亿农民去创造社会主义奇迹──这毕竟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但到了最后，他们之间的竞赛内容已不再是实际产量的高低，而成了胆量的较量，看谁更敢于说谎和浮夸。于是，一个个高产“卫星”上了天。当我在北京图书馆重读当年的报纸，看到这些人间“奇迹”时，只感到不可思议。让我们看看那一个个“卫星”吧。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宣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当时的报纸上还说，农村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宣传画：玉米长到月亮上，惊扰了寂寞的嫦娥小姐；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腾空而起，连太阳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山顶的娃娃笑哈哈地遥指珠穆朗玛峰。
其实，正像后来人们明白了的那样，这些高产“卫星”，一般都是采取浮夸虚报、重复过秤计产或将几亩乃至几十亩以上即将成熟的庄稼移植到1亩地里伪造出来的。当时，农民们为了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的成就，已经投入了极大的激情，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劳动──正像一些外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一群群农民实际上没有休息地、不可思议地投入大量时间，连续几周维持着令人极度疲劳的进度”，但实际结果离“一个大的跃进”还相差甚远，这种情况下，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想出了歪招。
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们普遍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被斥之为“右倾保守”（怀疑高产记录）、“厚洋薄土”（怀疑中国农民的高产技术）和“三脱离”（脱离农村、脱离农民群众、脱离农业生产实践）。加之，“卫星”上天的报道充斥耳目，不断敲打着人们的神经，以至一些原先持怀疑态度或半信半疑的人也开始相信它的真实性了。在这种特殊的年代甚至连一些著名人物也登场了，一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出面证明亩产2万斤的可能性。当然，1958年异常良好的气候条件，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减弱了人们对高产记录的怀疑。
选自李成贵，《中国农史》，“关于大跃进的注解”，2001年第2期（http://www.usc.cuhk.edu.hk）
经济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对经济规律具有主观能动作用。上述案例是否反映了人们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