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后
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作为这项工程主要任务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以中国期刊网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例，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标题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仅有419条；而从2004年至2010年的七年里，文章的数量多达3000篇，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16]。尤其是一些高校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点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显著增加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身也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纵向度的全程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走上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们侧重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重要成果发展历程的考察分析，对于其他发展阶段的关注较少。“马工程”实施后，学界不断拓展视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都纳入了研究范畴。
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全面评析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例如，孔朝霞、田克勤认为从建党前后到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是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为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基础。[1]再如，周良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命题。中共创建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理论与实践”之争，对这一命题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2]还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将发生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3]另一方面，开始重视中共早期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此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往往侧重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贡献，对中共早期领袖研究得较少。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关注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7]
二是两次历史性飞跃仍是研究重点。通观近年来约3000篇标题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其中，涉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有近200篇，涉及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也有约100篇。与其他问题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研究，除了数量上明显占优势外，研究范围也更广，研究层次更深。学者们不仅关注二者的形成与发展，还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了它们的科学内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来源、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认识。
三是及时跟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不断加深“两次历史性飞跃”研究的同时，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展开了追踪式研究。除了最新成果的含义、体系、发展、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研究外，学者们还注重探讨了最新成果与此前成果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等，并从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基本规律。但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相比，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急需向纵深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视野方法的单一和研究视野的狭窄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深度的增加。
四是积极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与此前的研究相比，“马工程”实施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加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将研究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一方面，研究者普遍认为与所处时代的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陈金龙提出时代特征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内容、进程，影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风格与世界意义。[4]田克勤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发展，都同该时期的时代特征不可分割。[5]另一方面，学术界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放在世界背景下展开。在任平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撇开全球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单纯“中国视域”的产物，而是对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的反思。[6]包心鉴也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必须更密切地关注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规律，更宽广地拓展自己的世界视野。[7]
二、横向度的全面化
在“马工程”实施后的七年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必然性、可能性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研究，到基本经验总结，乃至规律的探寻，从个别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到重要群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一是基本问题研究、经验总结与规律探索都取得突破。从基本问题研究来说，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进行了多角度的解释，如理论与实际结合说、文化融合说、阶段说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对国际共运的具体运行模式做出硬性的规定，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8]学者们提出，运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9]从经验性、规律性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或基本规律的总结日趋完整，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即立足本国实际、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与时俱进、尊重群众实践以及正视历史进程中的挫折。这些规律性总结对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相结合。此前，学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研究时，将目光都锁定在中共领袖身上。“马工程”实施后，李达、艾思奇等中共党内重要的理论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其中，朱传荣从李达早年、中年和晚年的三部论著入手，详细分析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10]李捷也提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1]与此同时，群体研究成为新的研究路径。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多是孤立地研究单个人物，缺少对群体的整体性研究。近几年，随着单个人物研究的日趋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群体研究，最突出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12]此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延安理论工作者群体等也被纳入研究视野。[13]
三是学术史研究开始受到关注。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一直被研究者们所忽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块“待耕田”。“马工程”实施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建立后，学术界意识到这个问题。张静如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中提出，“了解先行者在研究中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从而既避免简单重复性的研究，又可弥补先行者的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创新”[14]。关于学术史研究问题，学者们不仅关注国内的研究成果，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龙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5]文晓明、杨建新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分为四个群体：美、英等西方国家；前苏联和俄罗斯；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他们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三个明显趋势：一是将热衷于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探讨。二是将持续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三是将会高度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三、研究视角的多维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课题。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灵活的问题。“马工程”实施后，研究者们逐渐开始从多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并尝试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其中。
一是多学科交叉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涉及的学科也开始从传统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扩展到历史学、法学、社会学、解释学等新领域，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端倪。
例如，有的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两个问题，从哲学的视野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中国化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性和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是实践的理论，它来自实践还需要再回到实践中去。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又如，有的学者选择“纪念”史学的角度入手，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纪念经典作家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发现纪念活动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又催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政治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理发掘和利用这一传统政治资源，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再如，有的学者从解释学的视角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被理解、被应用、被继承与发展的过程。运用正确的解释学理论有利于“回到马克思”，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是研究方法多样性。随着多学科交叉研究趋势的出现，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大亮点。研究者们在坚持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际统一原则的同时，开始采用比较研究、个案分析等方法。
例如，任晓伟将研究的重点落在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之上。通过比较俄国与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中主体自觉性的长期缺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僵化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主体自觉性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
又如，李方祥以20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分析了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即一方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开展学术批评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和运用过程又容易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的倾向。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谓宏观研究“一统天下”，微观层面个案研究的增多无疑有利于打破这一局面，探索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但总体来说，微观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还占很小一部分，需要进一步探索。
再如，宋一将系统论的方法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他认为，从要素方面看，中国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要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介要素，中国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这三个方面要素相互作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
四、余论
尽管“马工程”实施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喜人势头，但研究中仍存在需要深入的问题。
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时，将更多地注意力放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党内最高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上。事实上，一个外来理论传入、被接受、被内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党内外各种理论专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不同思潮之间的交流、冲突、融合等都应纳入研究视野。
二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的研究。要提高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水平，就不能不了解先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的贡献。这一方面可以避免简单重复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在了解前人不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研究。但目前学术史的梳理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急需加强。
三是要加强理论创新的力度，积极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以解答新的时代课题，但目前大量研究成果都停留在梳理、阐释的层面，缺少创新性、实践性的观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
